青少年時期的朱熹在學習儒學經(jīng)典之外，對佛、道兩家的學說（尤其是佛學）也涉獵較廣。他說：“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，禪、道、文章、《楚辭》、詩、兵法，事事要學，出入時無數(shù)文字，事事有兩冊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四）朱熹三十一歲時，正式拜李侗為師，其思想也完全轉(zhuǎn)向了儒學。不過，朱熹曾“出入于釋、老”的這段經(jīng)歷，使得他的學術(shù)思想體系中既有本著儒學本位的道統(tǒng)觀念而產(chǎn)生的對佛、老“異端”的排抵和批判，也有于自覺不自覺中對佛、老思想的借鑒與吸收，為其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(gòu)、思辨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源。而其禮學，則主要是被當作了批判佛老之學的重要理論武器。

　　朱熹曾引述程頤對佛學之于儒學義理的危害的批評，道：“楊墨之害，甚于申韓；佛氏之害，甚于楊墨。蓋楊氏為我疑于義，墨氏兼愛疑于仁，申、韓則淺陋易見。故孟子止辟楊、墨，為其惑世之甚也。佛氏之言近理，又非楊、墨之比，所以為害尤甚。”（《孟子集注》卷六）程、朱都認為佛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道理的，但正是因為其“近理”，所以又更具誘惑性、欺騙性，對人們于儒家義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。朱熹指出，儒家學說之所以與佛、老不同，就在于正統(tǒng)儒家的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，“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，莫非大中至正之矩，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”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八）。其中既蘊含著“合乎義理之宜”的高明的思辨與實踐智慧，也蘊含著極為深沉的德性。佛、老則多流于義理的玄談，卻無處著實。

　　朱熹在與廖子晦的一封書信里，又進一步指出了造成儒、釋兩家這一差別的認識論根源：儒家重漸進之學，其“窮神知化”“隨心所欲不逾矩”的極度自由境界乃是緣于真積力久的修養(yǎng)習煉而“豁然貫通”的結(jié)果，主要體現(xiàn)為一種下學而上達的道德修養(yǎng)功夫；佛家禪學重頓悟，追求的是“忽然有感如來喻”的認知境界，雖然也強調(diào)“豁然貫通”，但并不曾如此實下功夫，其實質(zhì)是上達而下學。所以，儒家在人倫日用中“道中庸”“致中和”，“克己復禮”，踐履人之良知良能，于細微點滴處體貼天理、分別道心人心，以煉養(yǎng)心性。佛禪雖然也注重這方面的修養(yǎng)，但并不曾落到實處，自然難以探及心性本原，從而與“真實知見，端的踐履，徹上徹下，一以貫之”的儒家學說無法比擬。概言之，儒、釋兩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認知路徑，這便是造成兩者理論差異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在朱熹看來，這一差異的實質(zhì)則體現(xiàn)在了儒家禮學的實踐特性與實踐活動上。他指出：佛家但知克己，“不曾復得禮也”，“下梢必墮于空寂”，而“圣人之教，所以以復禮為主”，因此“不失其則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四十一）。但事實上，佛學對朱子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，朱熹在哲學思維方式、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(gòu)以及本體論、心性論等哲學范疇的認識方面都對佛禪有較大程度的吸收借鑒。但這種吸收與借鑒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。如上述關(guān)于心性修養(yǎng)的討論，他便是在批評佛學因為缺失了禮這一“自然底規(guī)矩準繩”，所以才流于空疏。而儒家“克己復禮”的禮學倫理思想則可借助禮的現(xiàn)實規(guī)定性，使人們有實實在在的準繩可依，“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”，并由此下學處上達天理，實現(xiàn)禮樂教化的終極目標。

　　同樣，朱熹對老莊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論、修養(yǎng)論等方面的批評也多落腳于此。在這一點上，他可以說是將佛、道基本視為了一體。如他常將佛、道并說：“又須看‘經(jīng)禮三百，威儀三千’。圣人說許多廣大處，都收拾做實處來。佛、老之學說向高處，便無工夫。圣人說個本體如此，待做處事事著實，如禮樂刑政，文為制度，觸處都是，緣他本體充滿周足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六十三）不過，他亦認為佛、道之間對于禮樂之“道”有著認識上的高低之分。如他與弟子討論《中庸》之“道”與佛、老之謂“道”的區(qū)別時，即指出：“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，無適而非道，政使于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，故它于此都理會不得。莊子卻理會得，又不肯去做。……然其才亦盡高，正所謂‘知者過之’。”（同上）《中庸》為儒家禮學中至為重要的文獻，中庸之“道”同時也就構(gòu)成了禮學義理體系的核心范疇。朱熹常以這一儒家禮學范疇所蘊涵的本體論、心性論、方法論與佛、老之“道”的相關(guān)內(nèi)涵作參證比較，并以禮學的實踐性作為儒學的理論武器來批評佛、老之“道”的虛無性。而在這一段話中，朱熹不僅將佛、道視同一體加以批判，同時也以儒家之“道”的“費隱”特性為判斷依據(jù)對兩者作了一番比較，認為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雖“不肯去做”，但言道“句句有著落”，相比佛家“理會不得”禮樂之道要更為高明；然而老莊卻屬“智者過之”，亦猶佛禪之“不及”，相對于儒學而言，同樣都不周延和不完整。

　　佛、道二教經(jīng)過長時間的發(fā)展，到了宋代，已是“老觀、佛寺遍滿天下”，呈現(xiàn)出一片繁榮景象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兩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學化傾向，而儒學同樣受到了二者的影響，但批判佛、道“異端”以維系道統(tǒng)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場。朱熹以禮學對佛、道哲學體系展開的批判，則不僅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學的基本態(tài)度，亦充分體現(xiàn)出了禮學在其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（作者單位：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）